由经济萧条或暂时的经济不景气引起的群众的普遍失望或失落。

能不能提出整体的解决方案关乎到中国经济能否摆脱困境，并赢得未来发展的空间。把实力原则与效率、公平及平等原则结合起来，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实现权利均衡考验我们的良知与智慧。

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正是由于欧美经济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原因使风险因素积累，最终造成系统性的风险爆发。第二个是国有垄断的金融体系使银行业成为高利润、低效益的部门，挤占企业利润并破坏了整体经济环境。它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制度的深层危机，说明美国产业的空壳化和经济的过度虚拟化与国内的劳动力结构等不匹配，本身存在很多的风险。第三个是金融管制导致民间高利贷流行，聚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我们看到利率市场化和开放民间金融的速度都在加快，但是由于前期的延误和耽搁，其进程远远跟不上中小企业衰败和银行体系扭曲造成的危机对金融改革速度的期望。

人民币自2005年对美元升值以来，名义汇率已经升值30%以上，目前处在拐点附近，如果国内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加上资本外流现象进一步加剧，随时可能掉头进入贬值通道。过去国际金融秩序由美国主导。首先，内向型经济政策及其配套的汇率高估，通过打击劳动密集型行业、农业与出口行业，鼓励了比较劣势行业的发展。

相反，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卖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如果商场上模仿可视为赞赏，那么争论就是学术上的致敬。一个国家不会只有一个由资本\人力密度比所决定的最优比较优势行业，而是有无数个行业，每个行业中有无数个企业。然而，现实中，欠发达经济体取得的成功却很少。

第三，国营企业或者政府支持的私人企业对资源的汲取与浪费造成许多发展机会难以得到资源动员能力的支持，导致这些受到保护的行业采取高效技术的速度极为缓慢。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配置调整是实时无限次发生的，判断对错并不要紧，但不能退出错误就会导致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而这恰恰是林毅夫教授希望避免的。

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往往要求金融业的参与。现实中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怎样的？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大约只有美国工人的1/30，美国经济体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在极大的程度上领先于中国，换言之，如果可以持续地向领先经济体学习，中国等欠发达国家的确可以引进极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林毅夫教授强调后发优势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扭曲，发展机会所隐喻的高效率自然会淘汰旧的生产方式，推动经济进步。就此而言，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例如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法治健全、产权得到保护等制度与环境十分重要。

如果这些尝试是成功的，投资就是有效的 ，整个经济体就能够积累更大的专业化优势并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什么阻碍了欠发达国家取得似乎手到擒来的成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除了制度与政策造成的扭曲之外，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宏观管理的失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权力对其心仪项目、企业、行业、潮流的介入与监管，往往不能加快发展，反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

政府权力对发展机会寻租导致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有利可图的、隐喻发展机会的各个行业与领域。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可能阻碍了社会成员识别、引进、创造及利用发展机会。

第三步，对发展机会的实现涉及到重新配置社会资源。在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企业可以选择自身的资源配置方案，即使面临该国特定的要素禀赋约束，仍旧享有相当大的决策自由度，通过使用不同的劳动力与资本组合、不同的技术与流程来追求自己个别化的、动态演进的比较优势。

不确定性意味着难以对未来进行概率计算，尤其是涉及到产业升级之时，本质上行为人面临的是对非各态历经世界的估算问题。林教授认为，第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及其政府采用进口替代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而代之而起的华盛顿共识则不能解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拉丁美洲近年来的失败，没有意识到在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发挥助推的作用。的确，发展的秘密对于经济学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其重要性或许不亚于解释经济周期成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有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这方面，当事人本人拥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与技能优势——政府机关及其代理人只有在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不是寻租）方面拥有最大的信息与技巧集合。前者指全社会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革新，而后者则是指一切能为行为人代来利润的可能性。政府滥权与无能之罪，社会却承担贫困匮乏之罚，思之令人长太息。

国外而言，巴西等拉丁美国国家对落后的、缺乏竞争能力的国营企业的保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国内而言，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钢铁产业等行业的保护也正在我们的身边活生生上演。发展机会和经济主体的利益通过那种方式联系起来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机会的识别与实现。

这一解释框架中的逻辑漏洞，除了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论及的对政府公正、利他假设的依赖之外，更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政府发挥的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第四，金融抑制导致民间经济体难以得到合理的金融信贷服务。

这个过程之中，林毅夫教授深恶痛绝的、对比较劣势行业的保护必然会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欠发达经济体从国外先进经济体中引入发展机会的规模与速率。

拉丁美洲诸国没有能力管理其债务、货币与银行体系，以至于周期性遭遇恶性通货膨胀二战之后兴起的结构经济学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发展，尤其是重点扶持重工业等部门，从而实现所谓的工业化革命。10月中旬，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缺乏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很多人错误认为林毅夫教授主张计划经济或者政府强制干预经济。

华盛顿共识认为应该放弃政府补贴和关税等在内的各种政府干预，通过开放贸易和金融等国际市场实现经济的增长。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仍然认为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

他把一批国内外的优秀经济学者组织起来，从数据出发，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在此基础上提供政策建议。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尽管在每一个阶段，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当经济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升级的外部效应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

我也赞同中国政府如何在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防止被少数利益团体钻空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企业创新升级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

生产资料结构是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这些外部效应往往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途径解决。林毅夫教授总结了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教训后，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帮助私有部门确定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通过连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

比如林毅夫教授在会议上多次强调，政府扶持和垄断等不应该长期存在。经济学中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确实存在各种市场失灵的地方。

这种批评更多基于对市场过度迷信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王健，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或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观点） 进入专题： 新结构经济学 。本文中，我将讨论一下个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点认识。